圣严法师是一位国际性的宗教家，自十三岁于狼山出家以来，即立志终生以弘扬佛　　

　　一九九四年“学思历程”同书再获颁行政院出版物金鼎奖。

　　一九九五年，法师电视弘法节目“大法鼓”获颁行政院新闻局“社会建设奖”。

　　一九九五年获台北市教育局颁发“推动社会教育有功个人奖”。

　　一九九六年，获第一届中国杰人奖。

　　一九九九年，获第一届国家公益奖。

　　二○○○年，获八十九年度行政院文化奖。

　　二○○二年，获行政院内政专业奖章。

法为志业，法师是国际知名的禅师，更是一位律教禅兼备的宗师，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皆以圣严法师为汉传佛教代表，而邀请参与会议发表重要演说；同时法师也不断的获得国内外各界的肯定与发扬。

　　对于这样一位受到全球肯定且令人尊敬的心灵领航员，你对他认识多少？现在就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圣严法师！

　　人间比丘圣严法师，一九三０年出生于江苏南通，十三岁出家，一九七五年荣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法鼓山禅修文教体系创办人，亦为国际知名的禅师，于国内外积极推广禅修，指导禅坐，成绩斐然。中英文著作百余种，译为多国语言，广布世界各地。

　　圣严法师为更进一步推广文化、教育、弘法及修行等悲愿，将佛法落实人间，于一九八九年开创法鼓山，筹办法鼓大学，推动“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理念，荷担起现代佛教继往开来的神圣使命。

　　民国十九年，圣严法师诞生在中国大陆江苏省南通县狼山附近的贫困农家，俗名张志德，没有人料到这个自幼体弱多病，成长奇慢，直到六岁才会走路、学讲话的孩子，日后竟将弘法于世，成为国际知名的心灵导师。

　　在那个水涝荒旱、战祸连年的时代里，物资极度欠缺，肌饿成为常态，佃农们除了要缴给地主租粮，军队亦要军粮，年幼的孩子们都必须做童工，还常被军队征去构筑军事工程。

　　圣严法师就是在这样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中度过童年，九岁入私塾，十一岁才正式入小学，但随时都得因贫困而辍学。

　　即便如此，圣严法师从小就显露出独特的性格。

　　有一回，在上海工作的兄长带回来一小串香蕉，大伙儿只能分着尝尝，他因身为么弟，幸运地分得一整根香蕉。

　　咬了生平第一口香蕉，那味道真是太棒了，小小的他，竟舍不得再咬第二口，小心翼翼地将都已开始发黑的小香蕉收藏起来，预备第二天带到学校里，让每个同学都能一起尝尝这难得的人间美味。

　　民国三十二年，当时还不满十三足岁的他，自愿随邻居到狼山出家。

　　身分变为小沙弥常进，除了早晚课诵、撞钟击鼓、还得清洁环境、打扫庭院、整理厨厕，乃至于种菜烧饭、为老僧们洗衣服、倒夜壶……。即使又忙又累，但自觉对观世音菩萨特别有感应的他，听从师父的话，持续着每天五百拜，边拜边做观想：观世音大士手执杨枝，以甘灵清凉净水，洒在他的头上。

　　果真观世音菩萨回应了他的祈请，几个月不到，才只有小学四年级程度的他，竟就把一本厚厚的《禅门日诵》背熟了，听师父讲《华严经．净行品》中的“毗尼日用”诸谒，居然也听得懂，这使他惊喜不已，同时发现了佛法微妙，可以度化世人，而不只是诵给亡灵做超度之用。

　　“佛法这么好，知道的人这么少，误解的人却这么多。”年少的他，不禁在心里慨歎，同时，发下了愿心：希望尽己所能读懂、读通佛经，来日讲经说法度人。日后，无论遇到多少挫折阻难，这个愿心从未稍减。

　　虽然命运中历经磨难、坎坷，不见得就能塑造伟大与成功的人格，真正的关键，还在于是否拥有跨越磨难、坎坷的毅力与智能。因为出身于贫困，圣严法师深悉穷人的苦；走过烽火战争，亲睹水患天灾、尸横遍野的人间惨状，他更能体验到生命的可贵，与和平的重要。这也使得圣严法师所传授的教示里，“人生化的佛法，人性化的佛学，人间化的佛教”此一明确的大方向永远不变。

　　民国四十九年，中国大陆时局混乱，佛教界中，许多高僧、法师都走了，当时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逃离大陆外，唯独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

　　犹如六祖慧能为逃避祸难，暂时隐栖于猎人队中，十八岁的圣严法师考虑再三后，也就隐身军旅，以张采薇之名当了通信兵随军队抵达台湾。

　　然而他从未一日或忘自己的身分，无论升迁调拨，换到什么单位，都会主动声明：“原来我是和尚，将来还要做和尚。”

　　十年军旅生涯，他大量阅读，范围涉及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佛学等论着，从戎而不投笔，以采薇、醒世将军、张本等为笔名，写作投稿，成为军中作家。

　　然而修行悟道、重披僧袍的信念从未动摇。

　　长时间参究人生问题，心念深陷疑团的年轻军人张采薇，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巧逢虚云老和尚的法裔徒孙基隆十方大觉寺的灵源老和尚，在其点拨下，破参见性。

　　“灵源老和尚一拍广单逼拶，一声有力直接的大喝：“放下！”来得正逢其时，这句机锋适时戳破张采薇满心的疑团，机缘成熟，心被这么一拨一点，满脑子的妄想杂念统统被逼进死巷，一网成擒，所有的挣扎煎熬，顷刻间消失殆尽。有如居于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室，突然出现了一条缝，智能如闪光显现，光景无限。”

　　虽然圣严法师至今都不肯正面承认在修行上彻见自性的证悟，但对于那次的体验，他形容：“这使我的生命，就好像从一个自我作茧的铁罐里蹦了出来。”

　　民国六十九年，张采薇从军中退役，拜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法号圣严。之后到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

　　闭关期间，圣严法师行则拜忏打坐，解则阅藏经，继续研究戒律，研究心得即后来成书的《正信的佛教》，于今，这本书发行量已超过三百万册以上，并被译为越南文，地球上凡是有华人及越南人佛教徒所在之处，几乎都可见到。此外，在关房中，圣严法师融合了幼时学过的拳术及瑜珈术，创出一套动中修的方法--动态时仍然身心一致，既练身也练心的平衡身心方法，成为日后主持禅七的重要基础。

　　民国七十六年，尚在闭关中的圣严法师接获东初老人快函，要他提前出关，做师父的愿意全力支持他到日本留学。

　　但当法师终于决定赴日留学，消息传出，佛教界居然议论纷纷，由于在此之前赴日留学的青年法师大多还了俗，因此谣传法师一到日本必定还俗娶妻、饮酒食肉。谣言甚嚣尘上，原本鼓励圣严法师效法玄奘之西游、空海之入唐的东初老人竟也在此时收回成命，反对法师出国。

　　一片反对声浪中，圣严法师将这一切都视为增上缘，更坚定他为重振中国佛教文化及教育而留学日本的决心--法师的目的，并不在于取得学术成就，而是希望藉此提升佛教的地位，让人们了解佛教绝非迷信，更非属愚夫愚妇的信仰，而是既知识化，又重实践，具高度智能的宗教。

　　当时，圣严法师已三十九岁，身上除了一张机票，仅筹到一千元美金，即踏上了征途。正规学历仅念到小学四年级的他，以其数种著作的同等学力资格，获准进入立正大学硕士班。

　　但再怎么节省用度，经济上的困窘从未消除，随时面临断炊及辍学双重忧虑，但圣严法师咬紧牙根，偶尔到留日华侨家中为亡者诵经超度，或充当导游，赚取微薄费用，勉强维持。

　　所幸在几临绝境中，获得美国华侨沈家桢居士，隐名资助奖学金，圣严法师终于能够在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学问僧。

　　在这段留学期间里，圣严法师的生活完全和在台湾时一样，着僧服、吃全素、朝暮礼佛，然而好事者的谣言，却未曾止息。而圣严法师坚强的意志，并不因此略受撼摇，即连中日断交时，人心惶惶，法师依旧以不变应万变，静心用功，不曾随之慌乱起舞。

　　令人慨歎的是，取得博士学位的圣严法师，回到台湾，竟没有发挥所长的空间，乃在沈家桢居士的邀请下，前往美国。

因缘不可思议，法师也就此来到命运中最大的转折点上--在美国当起禅师，指导禅修。

　　从最初仅有四个学生--两位学过中国武术希望透过禅修“增强功力”的美国青年、一位为治头痛病的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博士班香港青年、一位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就是后来追随法师出家的保罗．甘乃迪，法师开了第一期的禅坐训练班，很快地，慕名而来的学生渐多，之后，连哥伦比亚大学亦请圣严法师去教禅坐、公开演讲佛法，纽约区的电台WBI也闻风而来，多次恭请法师到电台接受访谈讲法论经，为听众解答禅修与佛法的问题。

　　圣严法师把自己比喻为风雪交加中向前迈步的行脚僧。

　　他也的确是的。为了弘法，他曾在人地生疏的异国流离失所，在纽约街头流浪长达半年之久，与美国徒弟果忍师二人，揹着睡袋在天寒地冻的严冬，行脚于风雪挟雨的大街小巷，足迹遍至新泽西州、曼哈顿、皇后区、布鲁克林，往往不知夜晚栖息何处。

　　日子如此窘困，法师并不以为苦，也不觉得自己潦倒落魄。相反地，他认为：“过得很愉快，常人说：为法忘躯，以天地为家的生活，终于被我体验到了。”即使必需为求法与弘化而行乞，他亦心甘情愿在所不惜。

　　“冬天但求不冻死，平常但求不饿死。”圣严法师坚持禅者生活的原则，立志要将智能与慈悲的佛法传扬到西方世界。

　　就这样，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圣严法师秉持修菩萨道的精神游化四方，以一位比丘僧的身影，自１９７６年以来，经常于夏冬之际游化于欧美各国七十多座著名学府之间，主讲超过数百场有关中国禅法及佛教之精辟演讲，圣严法师在欧美大陆弘扬中国禅法及正信佛教，其艰辛的情况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法师除了坚毅面对困境之外，其弘法地区遍及欧美，包括英国、德国、中南美洲、墨西哥、巴西、东欧的波兰、俄罗斯、乃至捷克、南斯拉夫的克罗埃西亚等佛法罕至之地，都有他弘法的行迹。

　　为将佛陀教法落实在人间，为使我们这个时代社会因正信的佛法而带来光明幸福，圣严法师提出“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而达成此的方法是“推动全面教育，落实整体关怀”。法师认为佛教教育是发扬佛法的必要先决条件，而今日佛教教育更需要具备系统化、全面化及层次分明的教育机构，才能符合现在及未来时代之需要。因此，自１９８９年起，法师选定北县金山乡面对北方海洋的山坡地约６０甲，定名为“法鼓山”并以此作为推动全面教育的根据地。

　　以心灵环保为精神指标的“法鼓山”，不是一座或几座寺院，而是涵盖学术、教育，以及提升人品的修行中心，它不仅是台湾及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不但关注现在，也放眼未来，法师寄望它带动佛教走上现代化之路，以正知正见的佛法，推动社会关怀，文化提升，净化心灵，达成人间净土之实现。

　　虽然法师瘦弱的身体，经过长年累月的操劳消耗，加上有了年纪，体力加速衰退，健康情况颇令医师们担忧，然而法师凭着惊人的意志力，毅然抱病弘法，为推动法鼓山的理念奔波劳累。

　　在他一生中，苦难与阻碍从未停止，然而，他仍旧朝着幼时所建立的信心和愿心：“将佛法分享他人”这条路一直走了过来。

　　法师也将法鼓山长期以来的清流形象及对社会的贡献，归功于每一位热心参与及认同的大众。法师为报答佛教的深恩及感恩大众之护持，将会为法献身、尽劳尽瘁。

　　圣严法师的国际视野是如此的宏观。

　　圣严法师弘法的足迹不但遍及亚洲、欧洲及美洲各国，甚至深入东欧共产国家；法师不只是一位知名的国际禅师，他所拥有深厚扎实的学术背景，东西方弟子更随着其弘法的行脚遍布全球各地；法师的著作等身，其中有关禅学及佛学的十多种英文著作已被译为十数种语文，影响所及无远弗届。

　　因为圣严法师的国际观及在宗教界的领袖风范与气度，使得每每国际间的重大宗教活动或会议，必是以法师为首要邀请对象。例如，１９９７年于教廷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宗教领袖会”、１９９８年在美国纽约“与达赖喇嘛的汉藏佛教对谈”、２０００年联合国的“千禧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和平会议”以及２００２年于纽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等，法师的国际观瞻、真知灼见，在在受到国际媒体的瞩目，更加凸显圣严法师国际宗教家的地位。

　　第十一届世界宗教领袖和平会议

　　世界宗教领袖会议，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１９８６年于阿西西（Assisi）发起，目的在于倡导世界宗教和平，希望藉由宗教的力量来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每年世界各大宗教代表皆于此聚会，讨论各宗教间的合作、交流事宜；在彼此尊重、和谐与关怀的前提下，携手走向世界和平的大道。会议发展至今，各宗教间的互敬互重与相互合作，均有极大的进展。

　　１９９７年，圣严法师受邀前往教廷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宗教领袖和平会议”，这次受邀出席的团体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界领袖，代表台湾参加的是法鼓山圣严法师及佛光山的慧开法师，另有来自世界各国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等宗教领袖，此次会议乃中华民国的团体第一次受邀前往参加，具有高度的国际外交意义。

　　此次大会以“和平乃天主的名字”（Peace is the Name of God-Conflict or Encounter？Religious and Cultures at a Crossroads）为主题，在会中分为六项子题进行讨论，包括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例如，死刑是否应该废止、宗教冲突和人类战争如何减少、大众传播媒体对宗教推动世界和平运动的助立与阻力等主题，并就“对话、饥饿、暴力、资料、祈祷、原教者主义、关怀、团结、生态”等课题提出珍贵意见，相互交流。同时，在这次的会议中，各宗教领袖并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福。

　　圣严法师在会议中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落实提出他的看法是，应用宗教影响企业界，以企业界来影响大众媒体，以正面的报导来推动世界和平运动，而不是对于宗教或对社会从黑暗面来报导。工商界的支持与影响，对大众传播媒体不仅仅是从经济利益去着眼，来达到宗教与世界和平的推动。会中所提到的和平的观点和法鼓山向来提倡的“心灵环保”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各宗教于会中所达成的共识是：追求内心以及世界的和平。

　　会后，圣严法师在驻教廷大使戴瑞明的协助下亲自会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安霖泽枢机主教等人，并赴耶稣会参加“学术修养与灵修经验的培养”座谈会，与主教神父们分享修行的经验。

　　圣严法师此行不但深受国内外各界的关注，更获得当地及国际媒体的推崇与报导，加深其国际宗教领袖的形象。

　　在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后，圣严法师在威尼斯帕多瓦会见教宗，圣严法师告诉教宗，希望全球各宗教大家一起为世界和平祈祷，教宗十分认同并感恩法师于会后前往会面；圣严法师同时也赠送一块代表法鼓山精神的“平安玉”，祝福教宗身体健康。

　　除拜会教宗外，圣严法师同时前往会见安霖泽枢机主教，就宗教交流互换意见。以及拜访世界博爱运动总部负责人、联合国文教组织“和平教育奖”得主卢嘉勒女士；以及义大利佛教协会负责人。

　　耶稣会盛情邀请圣严法师于会后赴耶稣会参加“学术修养与灵修经验的培养”（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Vigor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座谈会，以学术的研究和灵修的经验，与主教神父们分享。圣严法师于演讲中提到，禅修对世界和平与社会的好处，就观点上来说，可以使烦恼消除，慈悲心就会出现，智能便会增加，而后就能积极投入世界和平的工作，为人类幸福而努力，而且，佛教所讲的慈悲就是天主所讲的爱。

　　达赖喇嘛曾经和世界各领域的菁英对谈，但一直未有机会和汉传佛教界的专家对谈，再加上，圣严法师是当今汉传佛教的代表人，所以达赖喇嘛非常希望和圣严法师针对汉传佛教的制度、思想、学术、修行等课题做一次交流。

　　１９９８年５月，圣严法师与达赖喇嘛终于在诸多因缘的促合下，于美国纽约的玫瑰广场展开一场跨世纪的“汉藏佛教大对谈”。这场历史性的对谈中，圣严法师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且是世界公认的藏传佛教代表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这样的国际舞台上，针对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不同的观点进行对谈，无异是将汉传佛教的触角伸向国际间，因为在此之前汉传佛教不但罕闻于国际间，即使是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也是受民间信仰和新兴宗教所混淆，而对汉传佛教认识不清。经由这次会谈，圣严法师首次在国际媒体的焦点下向西方社会介绍汉传佛教，尤其是中国禅法，让国际间对汉传佛教的认识更一层。

　　透过这场跨世纪的对谈，这两位当代的国际宗教家针对汉、藏佛传的共通点与相异之处，提出见解与呼应。其实，汉藏两个佛教系统，虽然各有不同传承，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缘起的性空思想、济世的慈悲观念，一旦提起缘起的性空和无我的慈悲时，彼此就会互相肯定。而圣严法师也深信汉、藏佛教会在存异求同的原则下，互相接触砥砺，把正信的佛法发扬光大。

　　对谈中，达赖喇嘛不时的称赞圣严法师是一位非常谦虚且有学问的修行人，又说：“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跟一位汉传佛教的阿阇黎（老师）直接对谈”，而圣严法师也谦虚的回应着。所以这一场对谈可说是在兄弟相认的共识下进行的，它的成功，与其说是佛法的弘扬，不如说是汉藏两流的互融。特别是这一场对谈的重点在于智能，渐悟、顿悟，皆不能离开空慧的人间性及实用性，所以彼此都以空性的知见为准则，因此，在场的媒体于报导时一致认为圣严法师与达赖喇嘛是“只谈智能，不谈其它，出招极高”。

　　千禧年宗教与精神领袖和平高峰会议系列活动

　　公元两千年八月底，圣严法师受邀参加联合国所召开的“千禧年世界宗教暨精神领袖和平高峰会”，这是联合国成立五十五年以来的创举，希望藉宗教的信仰和爱的精神，来完成世界和平的目的。

　　这场盛会，邀集了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锡克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一千多位世上最杰出的宗教及精神领袖齐聚一堂。 在大会中，圣严法师名列５３位“世界卓越领袖宗教与心灵领袖”在联合国大会堂中演讲的领袖名单中，同时被邀请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致词后的第一场会议中进行演说。圣严法师亦是世界各地七位佛教代表中第一位演说者；并且是唯一受邀参与跨宗教信仰的全球机构筹备会的佛教代表，成为该会全球九位顾问之一，及台湾地区的召集人。

　　大会之所以如此尊崇圣严法师，乃因为法师是国际知名禅师，所着禅学与佛学等著作被译为十多种语文，读者遍及全球，深获国际的肯定与重视。

　　参与这场盛会的意义不只是圣严法师个人的殊荣，更是台湾在睽违联合国近三十年后，首位站上联合国大会堂上的“台湾来的中国人”的历史性意义，同时法师更在开幕演说中，提出正视“心灵贫穷”的议题，将深具启发性的“心灵环保”思维带给全世界。

　　在致词中，圣严法师说：“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如果发现你所信奉的教义，或有不能宽容其它族群之点，若有与促进世界和平抵触之处，都应该对这些教义作出新的诠释。”另外，法师亦指出一个事实：“物质的贫穷，使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精神及心的贫穷，使人的生活环境失去平安和幸福。”法师这番演说将“心灵环保”的重要性与法鼓山长期致力推动的志业推向国际舞台，并且获得国际媒体的重视。

　　虽然这次的高峰会的参与者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不过大家共同感受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宗教冲突将会减少。正如同圣严法师所说，地球上有８０%人民有宗教信仰，联合国需要宗教来协助政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宗教可以解决精神领域方面的疑惑，所以，法师提出宗教能使人安心，因为许多人和人之间的冲突、贫穷、环保等问题都是来自人的问题，而这部分也是政治所不能解决的部分，这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

　　圣严法师在这次会议中，除了开幕发表的第一篇佳评如潮的演说外，紧接着在环保小组的分组会议中，另发表了一篇“环境保护”的演说，提出了“需要的东西不多，想要的东西太多，需要的东西才要，想要的东西不重要”以及“自然环保、生活环保、社会环保、心灵环保”四种环保的理念，获得在场人士一致的肯定。

　　此外，圣严法师在会议期间参加了“地球宪章”圆桌会议、讨论关于宗教界如何协助联合国处理重要国际议题的“高峰会中的高峰会”，以及共同签署了“世界和平宣言”，许诺为联合国的使命贡献心力，并携手合作，致力改善人类的生存处境，为世界谋求和平与安定。

　　从心灵领航员、国际禅师到汉传佛教代表人，圣严法师拥有深厚而扎实的学术背景以及丰富的禅修指导经验，不仅将汉传佛教思想和禅法，透过演讲、参与国际性会议、举办各项国际禅修等方式带进国际舞台，同时也广受各界肯定。

　　圣严法师是当代重要的国际级禅师，不但同时师承中国禅宗临济、曹洞两大法脉，且拥有深厚而扎实的学术背景，东西方弟子更及欧、亚、美洲，其所传承开展的禅学系统摄印度佛教、中国禅宗及汉传佛教重要禅法与观念，而以国际级禅师享誉西方，于国际会议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份量。

　　一九七七年，圣严法师于纽约主持第一次禅七，开启了透过中国禅法接引西方弟子修学佛法的法缘，在国际舞台上充份展现了汉传佛教的智能。

　　二十多年前，无论是西方社会或台湾，禅修活动相当罕见，法师开风气之先的创举，不仅将中国禅法在台湾重新复兴，并推广到国际舞台上，成为当代人可行可用的重要法宝。

　　现在，圣严法师已在国际间主持超过两百次禅七、并受邀至七十多所西方名学府演讲，即连中南美洲、东欧、俄罗斯、波兰、克罗埃西亚等佛法罕至之地，都有他风尘仆仆、戮力弘法的足迹。

　　此外，为了让中国禅法在西方推广得更深远，二○○○年五、六月间，圣严法师更在美国的象冈道场首度举行为期四十九天的密集禅修－－“禅四十九”，而为中国禅宗史开创一个新的纪元。

　　圣严法师在西方二十余年的弘法过程中，不只是透过皈依、演讲介绍禅法或指导禅修，最重要的是深刻地传授“心法”。上千位西方弟子中，目前也仅有五位弟子成为传法弟子，获法师认可，可独立带领禅修。

　　近代中国能够有此国际禅师的身份，圣严法师可说是当之无愧。

　　１９９８年达赖喇嘛即以圣严法师为汉传佛教代表第一人选，邀请共同主持一场跨世纪的“汉藏对谈”，在这场对谈中，圣严法师在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正式向西方社会介绍汉传佛教；其后在２０００年于联合国举办的“千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和平高峰会议”，圣严法师是唯一一位正式发表演说的汉传佛教代表，至此更加确立了法师在国际上的汉传佛教代表人的地位。

　　在二○○○年世纪交替之际，圣严法师以汉传佛教领袖身分，出席联合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高峰会议，并于开幕式中代表发言，而为国内外媒体誉为汉传佛教代言人。

　　圣严法师继承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而融摄出独特的禅学系统，包括天台、华严、唯识，以及作为其思想主体的禅宗。然而，法师并未因思想建立于汉传佛教上，而忽略原始佛教的精要。

　　事实上，法师所建立的思想系统与实践进路，无一不是回归原始佛教的精神，而赋予时代性、文化性、地域性的连结与开展。

　　圣严法师关于禅的生命哲学、生活哲学，综摄出一套思想系统与实践方法，为现代人提供了躁动生命与浮乱生活中极具特色的安定系统。

　　除了实际指导禅修，以及撰述重要的禅学书籍，也在世界各地演讲禅学、教授禅法，而使圣严法师及法鼓山成为汉传佛教的重心外，还对戒律学的现代化，以及正信佛教的普及化，也不遗余力。

　　法师的著作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余种，各别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与实践领域中推展。而其中几乎已经成为所有初学佛者必读的三部重要著作，便是《戒律学纲要》、《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三书。

　　《戒律学纲要》不仅在台湾受僧俗四众爱读，也是大陆许多佛学院的基本教材，并且已被译成越南文，不论在家戒、出家戒，声闻戒、菩萨戒，这本书都是非常易懂而实用的参考书。

　　至于已经发行一百数十万册的《正信的佛教》，更被推许为现代佛教的传道书。未学佛者透过这本书可以对佛法的基本问题有所了解，初入佛门者可以经由这本书来理解正确的佛法是什么；学佛很久的人，一样可以在反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获得信心增长的利益，或复习佛法中的重要课题，乃至于当作问题百科，随时查阅以解答学佛过程中出现的疑惑。目前佛教徒们在网络上最流行的论战与讨论中，这本书便时常被当作正知正见的模板来引用。

　　如果从实践的次第关系来看，戒行是修行定慧的基础，禅定则是开发智能的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初以正见的智能为指导，次以持戒为防护，再以禅定为盘石，终以智能为究竟。

　　在这样的次第与系统中，圣严法师的戒律、教法与禅法，无疑地便已经组合成最严整而周全的体系。作为一位律、教、禅兼备的宗教师，他的成就不在于接受世人的赞叹，而在于要把正确的佛法，奉献给人间大众，重建人心，净化世界。

　　来自各界的肯定

一九九０年获颁中华民国全国好人好事代表八德奖。

　　一九九二年获颁台北市荣誉市民奖。

　　一九九三年四月获颁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爱心奖。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以推动环保、珍惜资源、促进和平、净化人心获颁第三届中华民国社会运动和风奖─杰出社会运动领袖奖。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以“学思历程”一书获颁八十二年中山文艺创作奖－传记文学奖。